车顶放水瓶什么意思 西安个别脱口秀怎么还在用“污名化西外女生”做梗？
前些年有一次跟朋友在师大路的雕刻时光喝咖啡，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神秘兮兮地给我使眼色，说路对面西外的女生跟师大的可完全是两个样子，她们主动又开放，不仅陪你到处玩，还附送一堆漂亮闺蜜，我顺着他鄙夷又渴望的眼神看过去，一个高高的白色西式拱门耸立在路边，我想象门的那边全是穿着短裙挎着小包的美女，即使隔着一条街，这想象也足以让我这个刚在师大上完教资培训课的土狗坐立难安。
可这么多年来，他并未真的遇到过什么开放的西外女生，也未尝到过附送闺蜜这一类难得的好事，他就像我遇到过的许多人一样，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别人描绘着西外女生在他们想象中的模样。
而这种描绘也最终变成了人们对这所学校女生的刻板印象，在最近唐蒜铺子的脱口秀表演上，当观众说自己是西外的学生时，演员毫不避讳地说学校里的女生“想当网红”“穿黑丝”“每天857”“没一个人好好学习”，边说边做出夸张的摸臀动作，趁台下女观众还未反应过来，演员就坚定地推断出该女性观众的抖音账号里肯定也有“扭屁股视频”。末了，他还像许多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一样，叮嘱他的观众尤其是他口中“857”院校的学生，一定要好好读书，别光顾着玩。
像他这样理所当然的把西外或其他院校的女生污名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早就为她们编织了各种传说，譬如每周五放学校门口豪车如云、夜场的兼职小妹全是她们的身影、最经典的莫过于在车顶上放水瓶等女学生——这项将人类心有灵犀发挥到极致的表演艺术，“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在暗中都已标好了价格”……男人们打了鸡血似的幻想自己叼着香烟，半倚车门等待落魄的女大学生前来寻求帮助，在他的“帮助”下，女大学生为自己干瘪的身躯重新注入了年轻的活力。
2010年，《阳光报》就这些离谱的传说专门进行了暗访，记者开着奥迪a6在西外门口执着的等了一晚上，令人丧气的是竟没有一个女生前来搭讪，但这样的结果人们却并不怎么卖账，有人说记者气质不像老板像司机，还有人说记者挑的是学校晚自习时间，连晚自习都不愿落下的学生不管怎么说大概也是好学生，周末出去玩一下也不碍谁的事。
可这些人人都听过的事情，被当作笑料放在喜剧舞台上来说，好像就变了个性质，该演员的脱口秀视频被曝光后就引起了众怒，人们说他诋毁学校、污名化该校女生、不尊重女性，他本人也随后发布了视频，为他的不当言论向公众道歉。
但众所周知，脱口秀本身就是一个依靠调侃和冒犯来逗乐观众的东西，而表演中如何冒犯、冒犯的边界在哪里又常常是模糊的，在该演员的表演中，他就同时提到自己被甘肃人骂的事情，以此来自嘲。但他并没有录制视频来专门为甘肃人道歉，他的公司也没有因为他开甘肃人的玩笑而罚掉他一个月的演出费，那为什么说到西外女生这个话题就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呢？脱口秀表演的边界又在哪里？
我曾经听到一个朋友说每次他跟女友去看脱口秀都十分紧张，就怕演员突然点到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让自己在众人面前窘迫难安，这种紧张感已经远远超过看脱口秀带来的乐趣，所以他后来索性就不去了，他女朋友也就和他分了手。这种玩笑和调侃的形式很容易理解，喜剧的内核从一开始就是模仿弱者的言行，令观者产生自身优越感并发笑，不论是欧洲古代宫廷豢养的侏儒，还是卓别林模仿傻子跌落在水沟，又或是赵本山模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行动不便，再到王晶电影里的屎尿屁段子，再现低阶层弱势群体的悲哀生活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和快乐，要远高于我们观看同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人。
■《鹿鼎记》剧照
但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玩笑的边界也在不断的变化，现在，拿身高来进行人身攻击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赵本山非常六加一的手势现在看来也是那么的粗鲁和没有教养，同样，对女性的调侃也就不那么让人舒服了。
在今年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著名的喜剧演员兼主持人克里斯·罗克因为调侃了威尔·史密斯妻子的脱发症，被威尔上台揍了一拳，而这位喜剧人向来靠冒犯观众的主持风格而闻名，这次的打人事件不得不促使着人们思考玩笑的新边界，对某些疾病患者、弱势群体的调侃是否还在道德上站得住脚？这些玩笑是否还会让人觉得好笑？但当我看到在数不清的政治正确下，中国以后的脱口秀文稿都要经过作者、观众、网友的层层审视，我也难免会担心，以后的脱口秀还能说些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位美国华裔脱口秀演员的立场，她叫黄阿丽，2016年，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火遍美国，她的表演风格辛辣、黄暴、又有点扎心。与以往脱口秀演员不同的是，她不再站在高处俯视弱者，拿他们取乐，而是以自己独特视角去讽刺和批判位高者以及他们制定的社会习俗和制度。她挺着肚子发牢骚，说婴儿把自己的肚子搞的一团糟，就像冰箱里残留着几个月变质的食物，而美国有关产假的联邦政策还遥遥无期，她毫无顾忌地吐槽着年轻女性如何侵占了中老年女性的社会资源，还畅想了自己和20岁男保姆没羞没臊的生活……同样是令人发笑的屎尿屁，黄阿丽将她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力量更大的事物，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丧偶式育儿、职场歧视、种族歧视在她的调侃中都被怼了个遍，而在这样的脱口秀节目的影响下，对弱势群体更友善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就在写稿的当天，我询问了毕业于西外的朋友们对这则新闻的看法，果不其然，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了冒犯。
令我惊讶的是今天我才发现我的一位朋友兼同事也毕业于西外，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她和那位脱口秀演员口中的“西外女生”联系起来，因为她是那么的温和、善良、努力、珍惜着她现在拥有的一切，她形容她的同学们也都非常有朝气、有接纳态度、自立、有想法和主见，相较于社会上男性对西外这类学校中女大学生的性化，她表示正是因为学校男生少，女生们养成了勤劳刻苦的习惯，因为许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这也让她更加无法接受大众对她们长久以来的污名。
而当我询问一位毕业于西外的男性朋友时，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何没人谈谈同样被困于刻板印象的体院的“渣男”？为何“渣男”就成了对一个男性的褒奖呢？能站在男性的立场反思男性，这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了，但也许因为“渣男”总是拥有性资源更多的人，我们无法将他们归纳为弱者，所以这也就没什么好笑的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喜剧表演的边界正在发生着变化，如今，对那些被认为“不如我们的人”的取笑已经看起来不那么高级，道德上也不再可靠，在新的边界下，我们也许可以像黄阿丽那样，试着将讽刺的矛头掉转方向，来看看隐藏在现实背后的另一个面向，看看是谁长久以来制造着这些话语，和这一套褒贬体系。
显然，打破某个刻板印象显要比强化它来的高级的多，冒犯人贩子也比冒犯被拐者有意义的多，在习惯了对弱势群体的冒犯之后，我们是否也可以去冒犯一下那些一直未曾察觉的，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语词、文化呢？去冒犯那些不断强化着刻板印象的说辞，和那些企图污名化某个群体的现象呢？这样的脱口秀会不会更有意义？当我们这么拓宽了脱口秀的新边界，是不是也能说明我们的社会更加进步了呢？
当然，这一切要开始后才知道答案，所幸的是，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作者 | 杨力菲 | 西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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