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了还能享受贫困政策吗,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文|春尽安
编辑|文知远
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贫困问题仍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一、中国的贫困现状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时期，要推进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必须对中国的贫困现状进行分析，找到导致贫困的症结与根源。
当前，我国的贫困问题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之一，贫困群体结构发生改变。
我国居民的贫困人口结构从以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此消彼长。
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下一步工作重心应放在提高贫困群体收入，缩小城乡二元差距上。
第二，返贫率高，自我发展能力弱。
自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返贫率一般在20%以上，其中2009年的贫困人口中返贫人口占比高达62%，大多脱贫户因病、因自然灾害、因学等导致返贫。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风险抵抗能力弱，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一旦受到极端自然灾害影响或是不幸患病，很容易重新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因此，单纯的物质补贴扶贫方式并不能培养贫困人群的自我可持续性，必须 *** 其生产积极性，提高其自身的发展能力。
第三，代际传递现象明显。
贫困长期化和跨代化趋势会导致整个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造成阶级固化。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国贫困人群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接受金融服务的权利。
二、中国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发展现状（一）需求侧：金融需求旺盛
信贷需求自2013年到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不断增加，但城乡经济差距仍然巨大。
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两者差额仅为2493元，而同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差额高达13139元。
这意味着农村居民的储蓄结余较少，很难依赖自我财富积累获得生产初始资金，存在相对较高的信贷需求。
保险、理财等其他金融需求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对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主要集中于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我国农业保险服务的农户数从2007年的4981万户次增长到2019年的1.95亿户次，对应保费收入也从2007年的51.8亿元增长的2019的572.7亿元。
（二）供给侧：百花齐放
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完善化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日趋完备，总体上实现了人人有银行结算账户，乡乡有ATM，村村有POS。
人民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电子信息化建设，实现100多家农村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系统与农村信用社支付清算系统全面联网。
已经为261万户小微企业、1.84亿户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多样化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邮政储蓄等新型金融机构，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458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其中包含农村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农村信用社812家、村镇银行161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5家，涉农金融机构占比过半。
众多涉农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投放大量信贷资源，进而满足农村居民的生产消费需求。
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使贫困地区经济加速发展。
其中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6.1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末的32.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高达24%，累计增长534.4%，平均年增速为16.5%。
三、中国普惠金融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一）金融意识淡薄，积极性不强
贫困群体缺乏独立自主的生产积极性、金融意识和客观条件，导致其无法充分利用扶贫资金开展生产，获得经济收入。
贫困群体以务农为主，经济来源单一，且农业活动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其收入不稳定，盈利性较弱。
多数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发达，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弱，缺乏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优化生产方式的条件，从客观上限制了对资金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由于贫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被主流金融体系排斥，缺乏自主参与金融活动的意识。
而且对相关的普惠金融政策理解不到位、接受度不高，无法形成有效的金融需求。
相对于理财投资，农村居民更多局限于养老储蓄和教育储蓄，创业需求和生产性资金需求较少。
（二）普惠金融与政策部门联动效应弱
普惠金融要发挥精准扶贫效应，需要财政、扶贫等多个 *** 部门的共同参与，需要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和地方帮扶政策的协调作用。
自提出精准扶贫、强调脱贫攻坚以来，我国各省市、各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为普惠金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但是各政策之间缺乏联动，各级地方 *** 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普惠金融扶贫纾困的效率受到影响。
之一， *** 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扶贫数据未得到有效利用，导致扶贫项目同质化严重，缺乏合理的总体布局安排。
第二，缺乏相关法律法规降低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使得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削弱。
而相应的信用约束机制的缺失反过来又助推了道德风险的产生，使得联保导致集体违约屡见不鲜。
（三）贫困户识别存在偏差，扶贫不精准
由于贫困群体致贫原因复杂， *** 工作人员很难基于统一的贫困标准精确识别扶贫对象，难免会出现遗漏贫困户、错判贫困户的情形，导致扶贫资金使用不精准、不科学。
由于大部分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被动参与精准扶贫项目，并不了解精准扶贫的条款设置和还款模式，仍旧倾向于通过传统的渠道获取资金。
扶贫金融产品的精准程度也相对较低。
之一，扶贫贷款的申请流程较为复杂，信息披露程度低，由于大多数申请者的受教育程度低，这无形中增加了其获取扶贫资金的难度。
而另一方面，部分金融产品过度标准化、格式化，与当地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不适配。
如信贷最长的还款周期短于农业生长周期，导致农户无法按时还贷。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显著，仅仅通过全国性的模型并不能准确反映普惠金融的精准扶贫效应。
因此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扶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
东部地区模型拟合优度较低，普惠金融的扶贫效应呈现出明显的U型，普惠金融指数拐点位于62.70。
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贫困人口较少，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中部和西部地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扶贫效应。
其中，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0.0218，而在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0.0114。
普惠金融的扶贫效应在人口密度较大的中部地区效果较为良好。
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贫困发生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说明构建的普惠金融指数更能反映贫困地区的金融排斥现状。
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效度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避免了贫困发生率因不同统计标准产生的时序无效性。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精准扶贫效应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线性阶段和U阶段。
在普惠金融发展初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增加能够直接作用于当地贫困指标的减少，该效应在人口稠密地区更加显著。
而随着普惠金融发展，其扶贫效应呈现U型，抵达拐点处后，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无法消除贫困，反而会助推城乡壁垒的形成。
普惠金融扶贫存在问题,普惠金融对扶贫的作用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