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派啥意思,桐城楚辞学的地域文化特征
作者：谢模楷（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桐城地处皖西南，长江北岸，西北环山，东南滨水，自古有七省通衢之称。桐城既是经学昌明之地，又是天下文章渊薮。背山临水的地理特征，既封闭又开放的人文环境，加之累世不绝的著姓望族，都有利于桐城地域文化的形成。自南朝宋何偃著《删王逸楚辞注》以来，桐城楚辞学历经千年而不衰，到清代而发展更盛，并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
首先，桐城地域张、姚、马、左、方五大家族，均繁衍数十代，村庄血缘维系，宗堂辈分严密。这样一种格局，容易形成桐城稳定的宗亲文化。如桂林方氏家族，自宋末籍桐，历世十三，历年三百有五十。（《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到清代方苞家族再次中兴。方苞深念宗亲，方氏家族由于南山案而遭受打击，方苞深表痛心，其文章屡言吾宗宗祸。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清史稿》）方苞重视家族的传承和延续，订立宗法，强调宗子的地位与权威，救济宗族孤老贫困，辅助宗族后人上进，惩戒不肖子孙。它们代表了桐城地域的宗亲文化，桐城楚辞学突出强调屈原宗臣身份，就体现了这种宗亲文化的特征。
屈原宗臣说并非起于桐城，但桐城却是屈原宗臣说最集中的地方。如钱澄之《屈诂·离骚》诂曰：开章诉陈氏族，见己为国宗臣，谊无可去。《橘颂》诂曰：自伤为楚宗臣，不能去国，与橘同命。钱澄之阐释宗臣不能去国，开启桐城地域屈原宗臣说的先河，影响了桐城楚辞学的发展。如方苞《离骚正义》开篇即论：首推所自出，见同姓亲臣义当与国同命也。中间反复论述不能望情于宗国，至结尾处又论述：则帝高阳以来之宗绪，将至此而卒斩矣。方苞的宗亲意识贯穿《离骚正义》的始终。吴世尚《楚辞疏》曰：首原远祖，以见宗臣无可去之义；次本天亲，以见忠孝乃一致之理。吴世尚在宗臣说的基础上，又升华出忠孝一致的观点。梅冲《离骚经解》曰：其所以不可他去不能退隐者，则以国之宗族恩深义重，世同休戚，己又曾柄用，见国之破君之亡，同草野未仕之臣萧然高蹈哉？马其昶《屈赋微》曰：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宗国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潜之他族，冀绵须臾之喘息。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气既绝，斯无能独存也。从钱澄之到马其昶，屈原宗臣说贯穿了桐城楚辞学的始终，可见桐城宗亲文化对楚辞学产生的影响。
其次，桐城地域崇尚儒学价值文化，学而优则仕，重官而抑商。桐城无论乡镇农村，读书进取功名之风盛行，官宦辈出，在内为重臣，在外为贤令，对清代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桐城大家族更多官宦世家，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清史稿》）张氏家族，父子宰相六代翰林；姚氏家族，一门之内，三秉节钺。（《桐城耆旧传》）程朱理学和儒风的盛行，成为桐城地域文化的显要特征，也给桐城仕宦者提供了从政事君的思想源泉。如张英为官清廉勤勉，康熙赞许：张英终始继慎，有古大臣遗风。（《桐城耆旧传》）张英谨守的是儒家的事君之道，它集中反映了桐城地域的儒学价值文化。桐城楚辞学大谈人臣事君之义，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特征的体现。
王逸《楚辞章句》首论屈原人臣之义，其《离骚》叙曰：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桐城楚辞学论人臣之义内涵丰富，如钱澄之《屈诂·离骚》诂曰：巫咸之言，犹是人臣守正之道，原之本志也。咸以为臣之道，惟尽其所得为者，则原守其道不变可也。守正即恪守正道，司马迁曰：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史记·礼书之一》）钱澄之引入守正观念，阐释屈原坚持的是人臣守正之道。方苞《离骚正义》论为官之道是其突出表现，方苞阐明为官之道在于清洁，同时又强调守正守忠持义等；方苞又论述人臣之道在于以道事君，辅助君王以成善治。前者重在修，后者重在治，为官以德，施政益民，皆为人臣事君之道。梅冲《离骚经解》阐释事君之道，为孟子的大人格君之学。梅冲认为，屈原对君王的诤谏，就是大人格君。正君心植人才，得古圣事君之大端矣。梅冲还进一步论述了大人格君而圣听不开的情况，臣子仍然要以直道事君；如果终不能达道于君，最后只能以死事君而殉道也。梅冲论述了屈子守道、达道及殉道的全过程，完整阐释了臣子以道事君的内涵。桐城楚辞学深入阐释屈原的人臣之道，既源于楚辞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也是桐城地域文化影响的结果。
第三，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影响更大的流派，孕育于文化氛围浓厚的桐城。桐城派古文是桐城地域文化的显性表现，其创作纲领为义理、考据和词章，桐城楚辞学的研究，也遵循了桐城派古文的创作纲领。
桐城楚辞学与桐城派大有关系，从产生的楚辞学文献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桐城派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有楚辞学著作，如钱澄之《庄屈合诂》、方苞《离骚正义》、方绩《屈子正音》、马其昶《屈赋微》等；或者是相关的楚辞学评点，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辞略》、方东树《昭昧詹言》、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等。其中钱澄之为桐城派先驱，方苞、姚鼐为桐城三祖之二，梅曾亮是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的古文大家，马其昶则是桐城派殿军。他们既代表了桐城派古文的更高水平，也代表了桐城楚辞学的重要成就。因此，桐城楚辞学不可避免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
以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为例，吴汝纶评点楚辞，主要从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入手。吴汝纶从义理方面评点楚辞，多与怀、襄二王结合，且哀怀王之不幸，怒襄王之不争，如评《招魂》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曰：幸而得脱，殆怀王走赵，复为秦得之后所为欤？评《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曰：此文则望顷襄之振国威也。这种评点明显体现出吴汝纶的情感倾向。吴汝纶从考据方面评点楚辞，借用典型史料或经典文献的记载，以前后比对的 *** ，用逻辑推理来判定楚辞作品创作时间及作者归宿，如评《惜往日》曰：《怀沙》乃投汨罗时绝笔也。若此篇已自明言沉渊，则《怀沙》可不作矣。彼又云‘舒忧娱哀，限之以大故’，下文‘不举辞而赴渊’，则似更作于《怀沙》后者，史公何为弃此录彼邪？由于楚辞研究的特殊性，吴汝纶评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其考据的 *** 与结论，亦堪为一家之言。吴汝纶以词章评点楚辞，借用桐城派古文评点的 *** ，分析楚辞的行文脉络和修辞艺术等，如评《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曰：遭夜方长、秋风动容，屈子作此篇之时令也。孟夏短夜，则代设怀王梦归之幻境也。吴汝纶评点解决了《抽思》篇的创作时间问题，秋风为作者创作的时节，孟夏是作者虚设的幻境；前者为实写，后者为虚写。这正是楚辞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以上吴汝纶从三个方面评点楚辞，遵循桐城派古文创作的理论，体现出桐城派古文评点的特色。桐城楚辞学的研究，基本上都具备吴汝纶评点楚辞的上述特征。
总之，桐城楚辞学所呈现的地域文化特征，主要在于儒学和文学两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学者和作家，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儒学方面，主要为钱澄之发其源，方苞导其流，其他楚辞学者接其绪，共同形成了桐城楚辞学的儒学特征；文学方面，姚鼐古文创作的理论及实践，《古文辞类纂》的编订和评点，为桐城楚辞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因此，桐城楚辞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在中国楚辞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7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楚辞的文学与文化渊源楚辞地域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