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字旁加个未读什么,温暑提要
夫六气伤人，为病各异，必辨其为何气之邪，治之方无错误。如寒为阴邪，伤人之阳；热为阳邪，伤人之阴。二者冰炭，尤当辨别。是以温病初起，治法与伤寒迥异；伤寒传里，变为热邪，则治法与温病大同。兹细详温病源流，当辨别而分治者有五：一曰春温，二曰风温，三曰暑温，四曰湿温，五曰瘟疫。
春温者，《经》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因伏气之邪，发为春温病也。王叔和撰《伤寒例》曰，冬伤寒邪，藏于肌肤，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热病重于温也。是故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因冬伤寒邪所致也。乃吴又可《温疫论》云：世所称温病，即属瘟疫。古无瘟字，后世以温去氵加疒为瘟，不可以字异而谓别有温病也。温者融和之气，长育万物，岂能为病？且言冬伤寒邪，藏于肌肤。人身气血流行，稍有窒碍，即为不安，岂有邪藏肌肤，全然不觉，至春至夏，始得发病耶？
余按叔和之言，原本经旨，并非臆说。而又可之论，似乎近理，而实不明六气阴阳变化之道，直辟《经》文为非，谬指温病为瘟疫，殊欠究心故也。夫《经》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为飧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燥，冬生咳嗽。统论四时皆有伏气之邪发病，若谓冬伤寒而春发病为非，则春伤风，夏飧泄，夏伤暑，秋痎疟等，岂皆非与？每见秋冬时，伏暑邪发，为疟痢等病者，比比皆然。又可岂未之见耶？
又如《素问》论温疟云，得之冬中于风，邪藏骨髓，至夏受暑邪，发为温疟。《灵枢·岁露篇》云，冬至中虚风贼邪，入客于骨而不发。至立春阳气发，腠理开，又中虚风，民多病暴死。若此论伏邪者非独一端，又可岂未读耶？何不思之甚乎！又如人之痘毒，未发时，毫无影响。一旦触发，势多凶暴，往往损命。可见人身脏腑经络，虽气血周流，当其邪伏，全然不觉，其理有难究诘者。又可执区区浅见，安可论《内经》奥旨哉！譬犹匪类匿人间，暂不为恶，莫知其为匪也。然其狼子野心，终至扰害闾阎，必俟歼除净尽，而后良民始安耳。
今试论春温之理以质之，盖冬为太阳寒水司令，故伤风寒者，多从太阳经始。太阳主一身之表，与肺同为皮毛之合。邪由皮毛而入，故身热头痛者，太阳经证也。鼻鸣干呕，或喘者，肺气被遏也。但人体质有强弱，受邪有重轻。凡邪重而体强者，则伤太阳经，为麻黄桂枝汤证。体弱者，邪从太阳直入少阴，为四逆白通汤证。以二经为表里，经脉连接故也。如体弱而邪轻者，以外卫不固，邪亦入阴。仲景曰，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或其邪轻，止见脉微细，欲寐，而无吐利厥逆等重证。
内气既和，饮食或亦如常。不但伤邪者不觉，即延医视之，审无他故，惟脉弱欲寐，必认作疲倦，助其元气而已。又当冬令归藏之候，其邪从经入络，经直络横，气血流转于经，邪伏于络，则不觉也。即《经》所谓邪藏肌肤者耳。且如风为阳邪，性动而疏泄。如桂枝汤证，以风重于寒，故脉缓而有汗，岂非疏泄乎。寒为阴邪，性静而凝敛。如麻黄汤证，以寒重于风，故脉紧而无汗，岂非寒性凝敛乎。若但伤于寒而无风，以冬令之收藏，受阴邪之凝敛，则伏而不显。必待春阳鼓动而后发，如冰之凝非阳不化。
由是推之，不独体弱邪轻者为然，凡贫苦力食之人，衣单耐寒，日逐积蓄，其脏气固密，邪不能干，则伏于脉络，至其发病，热势倍重。为因邪与元气，究非同类，伏于少阴，与肾阳郁蒸寒化为热。至春少阳气升，热邪随发，故云春必病温。其蓄之愈久，则热发愈重，理势必然。叔和云：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因冬伤寒邪所致，良非虚语也。其冬不藏精之人，本体阴伤，至春阳旺，阴不胜阳，必致温病，类乎内伤，若兼伏邪，其病尤重。然皆为春发之病，均名春温也。
风温者，冬至一阳来复，则阳进阴退，立春以后，阳气渐旺由温而热。若又可所言温和之气，原不病人。殊不思《灵枢经》云：虚风贼邪，四时皆有。人感虚风，而当温暖之候，即成温病，故方书称为风温。《经》曰：风者百病之长也，善行而数变。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由是见外邪为病，常二三气杂合而成，多因于邪风风气鼓荡，众气随之而伤人。故风为诸邪领袖，而称百病之长。然风即阴阳之化气，故温和之阳风，则生物，杀厉之阴风，则戕物，而有时令方位之宜否。若非其时令方位者，虽非杀厉，亦为虚风贼邪，伤人致病。故四时皆有邪风。春令温暖，又为风木主令，故风温之病较三时为多。若方书所称温热冬温等名，皆可以风温二字该之。盖冬令温和，未必为病。必中邪风而成温病，温重，即成热病，是以不须另分名目也。
暑温者，《素问·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此虽同论伏气之病，但自夏至一阴来姤，阳气渐退。长夏湿土司令，湿土与相火合气，乃名为暑。暑者，阳盛于外，而阴长于内。若姤卦而至遁至否，阴长之象也。如人本有伏气之邪，蓄热已深，而发病于暑湿之令。热自内出，蒸汗外流，清其内热，则汗自止。若止其汗，则热反不泄，故不可止，而内热亦随汗解。若无伏气，而但感暑令热邪，体质多火者，热从火炽，湿随汗去，是暑而偏于火盛，皆名暑温也。兼伏气者病必倍重，尝见有发病一二日，即昏狂大渴，吐血衄血者。若仅感时令之热，而非蓄邪深重，何至如此迅暴。即叔和所云：冬伤寒邪，至夏变为热病，热病重于温者是也。
湿温者，夏感暑湿，及四时温病，而体质阳虚多湿者，则热为湿遏，不能宣达，湿因热蒸，蕴酿胶粘，故最淹缠难愈。或胸腹满闷，或体重痠疼，或为疟疾，或为泻痢，或为黄疸，或为痹肿。变证多端，皆湿热为病，是名湿温也。
以上四证，源流不同，各当辨别而治。至于瘟疫，又属大异。盖由五运六气，主客流行，互相克制，或兼秽污之气，蕴酿而成。故其病邪，较风温等为重。考《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岁初之气，地乃迁，气乃大温，民乃厉，温病乃作。卯酉之岁，二之气，阳乃布，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丑未之岁，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薄，雨乃时降。巳亥之岁，终之气，流水不冰，地气大发，其病温厉。
按古无瘟字，温瘟义同。所谓厉者，状其气之暴厉，而与寻常有别，即后世所称瘟疫也。瘟疫病发，往往一方相类，如《经》所云：远近咸若也。由是可知瘟疫一证，固非吴又可所创论，《内经》已历历言之，仍不出六气错杂所致。而与温病不同者，在厉之一字，岂可谓温病即瘟疫乎。又可复言风寒暑湿等，为天地之常气，瘟疫乃天地别有一种厉气，竟谓瘟疫与六气无涉者。岂天地间六气以外，更有他气，轩岐不知，而又可独知之乎！可见不明六气变化之理，遂亦不辨伏气发病，将春温风温等，概指为瘟疫。既悖经旨，而误后学，其害多矣，可不辨乎？方书又有瘟毒之名，亦即《经》云温厉之意，曰厉曰毒，不过状其邪之凶暴，即瘟疫一类。不必另立名目，以省繁惑也。
六气中惟燥金之气，多由风热风寒所化。或其人阴虚多火，易成热燥。如《经》云，秋伤于燥，冬生咳嗽；肺热叶焦，发为痿躄之类，当宜清润养阴。若体质多寒，而成寒燥，则宜温润，如麻黄汤中用杏仁，以润肺燥之类也。除正伤寒，遵仲景成法外，其四时杂感，或不出如上所叙五证。而五证所化之病，如疟痢疸痹痧胀之类，不一而足。既知病邪源流所自，辨六气变化之理，气血虚实之殊，则权衡论治，自不至于混淆谬误。管见所及，聊陈端绪，尚望海内明贤诲正为幸。
证治大法
春温
春温者，寒邪久伏化热，热由内发，故初病发热而渴（仲景云，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是也）。并非外感，故不恶寒。或兼头痛喉疼者，皆内火上冲，其脉必数。治法宜清内热为主，如黄芩知母，佐甘草和中，姜枣调营卫，化津液而致汗，使热从汗泄，但必加柴葛为使。盖邪伏少阴，乘少阳上升之气而发，郁勃既久，骤难宣达。其火内溃，或作暴泻；外灼，则肢体痠疼；上炎，则头痛喉痛。故加柴胡，达少阳之气，因势导之出外。
以少阳为表里之机枢，则内邪得以外出。《经》所谓火郁则发之，木郁则达之。春为风木司令，往往乍寒乍暖，木气或多郁而不伸，故柴胡为时令要药也。再加葛根，入阳明而止渴解肌，肌解而营卫调，津液化，则汗泄而热去。或不知此理，见其热盛，过投寒凉，遏其欲出之势，其热反甚而难退矣。如兼喉疼，宜加元参桔梗；泄泻，宜加白芍去知母，恐知母滑泄也。或热盛渴甚，可加石膏；舌苔黄厚，内有实滞，而便秘者，可加大黄。此皆治实证之法也。
若冬不藏精，本体阴伤，春发温病，尺脉空虚，面多油光。其阴既伤，肝风易动，不可轻用柴胡升提其阳，恐致痉厥之变。如初起热郁不宣，宜用羚羊、荆芥、郁金、桑叶、贝母、连翘等，轻清透络之法，以宣泄之。营卫流通，虚多邪少，当以滋阴为主，如复脉汤加减。便秘加元参、知母；夹食稍佐消导，如枳实山楂之类；胃弱而渴者，宜金匮门冬汤。总以甘凉滋润，养阴退热，不可用苦寒而伤正气，此大法也。虚实补泻，当细审详辨，随证权宜方为尽善耳。
风温
风温者，四时皆有，而春令为多。以温暖之候，感虚风贼邪，遂成风温。而先伤上焦卫分，肺主卫，为皮毛之合。风为阳邪，而疏泄腠理。故初起发热而恶风寒，旋即恶热，则不恶寒矣。不同伤寒恶寒之甚也。或自汗、头痛、颅胀、胸闷；或咳嗽、喉痛。脉必浮弦而数，或两寸浮大，皆阳邪在表在上之证也。热在表而未入里，故不渴。以其为轻清之邪，先伤肺家轻清之脏。内无浊邪，故舌苔不厚，或微有淡色黄白薄苔。先解卫分之邪，宜薄荷、荆芥、紫苏、杏仁、贝母、葱豉之类。若春初木气未伸，亦可稍加柴胡为使。夏令宜佐凉以救肺，秋冬稍佐温散。总以先理肺气为主，否则脉郁入营，或成疹子，或变昏痉。吴门叶天士先生，有论治风温二十则。辨析营卫传变之理，用法浅深之道，最为精详。宜究心而熟玩之，此不多赘。
暑温
暑温者，夏至后所感热邪也，古人分阴暑阳暑。盖夏至以后，相火湿土，二气交会，合而为暑。或值时令热盛，或人禀体阳旺，而成阳暑之证，是暑而偏于火者；或值时令湿盛，或人禀体阳虚，而成阴暑之证，是暑而偏于湿者，非同伤寒之阴证也。昔人每用姜桂附子治阴暑，若冷香饮、大顺散等，昧者或与伤寒阴证同论，则大误矣。因六气之中，寒为阴，湿亦为阴，虽同属于阴，而二气为病不同，治法迥别，岂可混乎！若偏于火而名暑温者，既为火邪，先伤肺金。
肺主气，气伤故脉虚无力；肺主皮毛，故皮腠开而自汗。汗多火烁，津液耗而口渴，喜凉饮，宜白虎汤为主；小便不利者，佐六一散，或益元散。以辛凉甘缓之法，清热救肺。或气伤而喘，必加人参，或金匮竹叶石膏汤；若过饮停蓄腹满者，桂苓甘露饮最妙；如汗多脉弱，宜生脉散；日久气伤，宜东垣清暑益气汤，此大法也。倘内有伏热，如叔和所云：冬伤寒邪，至夏变为热病，辛苦力食之人多有之，如上提纲中所论者，又感暑热而新久之邪并发。其势暴厉，一二日即昏狂大渴，或发斑疹，或吐血衄血，必大剂寒凉，如白虎、三黄、凉膈、犀角地黄、三承气等，审证选用。若仅感时令暑热，而无伏邪，何至如是迅暴。故辛苦之人则有之，膏粱中鲜矣，不可不知此理也。
湿温
湿温者，以夏令湿盛，或人体阳虚多湿，而感四时杂气，遂成湿温。虽四时皆有，而夏秋为多。湿热二气胶粘，淹缠难愈。如从下受，则足肿体重；上受，则头昏闷。胸满腹膨，乍寒乍热，胃不思食，渴不欲饮，大便溏泄，频而不爽，小便黄赤，短而不利，或变黄疸，或化疟痢，皆湿热二气合病也。良由清阳不振，阴邪窃踞，故宜苦温芳香，以宣三焦气化，使小便通利为法。如藿香正气、五苓、六和、消暑丸等方，审证选用。
仲景言湿家忌发汗，指湿热在里者。因其胶粘之邪，汗之徒泄津液伤元气，而邪仍在，反变坏证矣。既为胶粘之邪，故寒滞之药，亦不宜用。若见腹满，妄用大黄攻泻，则更伤肾元、败脾阳，胀必愈甚，而至危殆，故又不可下也。其或湿盛热轻，尤当用辛热如姜附之类，使阳气克振而佐二苓滑石等，以泄其湿。兼表分者可加防己、赤小豆、木通之类，此大法也。吴门薛生白先生，有《湿热条辨》三十五则，论治甚详，宜参究之。其黄疸疟痢等，各按本门论治可耳。
夫阳暑为火，阴暑为湿；无汗身热为邪闭，有汗热渴为津泄。表里虚实，辨别宜清。驱邪养正，不可混施。每见世俗以香薷饮为治暑通套之方，病家不知其害，医者以为成法，可免褒贬。而不知香薷辛淡而热，为暑门发汗之品，如伤寒门之麻黄也。不辨有汗无汗，表里虚实，而混用之，其害多矣。若黄连泻心火，厚补温中开胃，原为治湿热之药，而不可治暑温火盛伤气之证。以其苦燥伤阴，则热反不退而化燥病矣。临证者幸详辨之。
以上四证，虽源流不同，但有互相兼病者。必参合诸证而施治法，知常通变，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瘟疫
瘟疫者，由六气错杂，秽恶酿成。邪既深重，原非轻药能治。然人禀体究有虚实不同，亦不可概施攻击。吴又可论证颇详，而立法未免偏于峻猛，或更辨证未确，将暑湿风温等，误作瘟疫而治，则病轻药重，戕贼何堪。余见世俗蹈此弊者不少，良由又可不究六气变化之理，混指一切温病为瘟疫故也。
康熙间，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广吴又可之论，而著《广瘟疫论》，其辨证要法有五，学者最宜记取：一曰气，瘟疫病气，臭秽如尸气，与众病气不同；二曰色，其面色垢滞而晦；三曰舌，其苔厚浊满舌，初起白如积粉，旋变酱色，或黄或黑；四曰神，其心神愦愦，似梦似醒，躁扰不安，问其所苦，不能清楚以告；五曰脉，初起脉多沉数，至数模糊不清，或弱或伏。皆由秽浊之邪，壅蔽膜原，神气昏蒙故也。
有是五者，方为瘟疫。初用达原饮，开泄膜原，使邪传化，传化之后其脉象即不模糊沉伏矣。倘五者之中，止见二三，或系暑湿风温等证，不可便作瘟疫而用重药。凡治疫病，于应用方中必加芳香逐秽，亦须量其虚实。未可如又可所谓，必用大黄，方能祛邪。但将风温暑湿等证辨明，庶免病轻药重之误也。
乾隆间，有山东刘松峰先生者，编次吴又可之论，润色而增益之。称又可为治瘟疫之圣，与《灵》、《素》、仲景鼎足千秋，又言又可以《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非者，最确。冬伤于寒，当作冬伤于汗。以冬令多暖出汗，至春必多瘟疫之病，已尝试验者也。予观又可，以一时治验之证，自谓千古不易之法，遂以一切温病为瘟疫，实不明阴阳六气变化之理，独逞臆见，以《内经》为非，乃强不知以为知者也。若又可而果圣耶，既以《内经》为非，则必圣于轩岐仲景矣，不止鼎足而已。使又可而闻此言也，不知何以自处乎。
今轩岐仲景之书具在，请与又可论比而观之，果可鼎足千秋否乎！天下后世，必有能辨之者，予可毋赘焉。若冬伤于寒，可以改作冬伤于汗，则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可以改作何字乎？自古及今，果有伤汗之病名否乎！余诚浅陋，未之闻也。且余尝客粤东高雷等州，无冬不暖，无人不汗，却未见春必病瘟疫也。总之阴阳六气偏驳倚伏，变化多端，必求理之所在，断非臆见揣度所能知。不悟己之不明，反以《经》语为非，过矣，此所以说愈多，则经旨愈晦，而圣道愈衰，后学之惑愈甚，而医风愈下，则生民之厄愈重也。可慨哉。
附答问
或问薛生白先生《条辨》内，有诸证皆退，惟目瞑则惊悸梦惕，余邪内留，胆气不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枣仁等一则。即制法得宜，得不嫌其留滞乎？请示之。
答曰：籍酒气之湿热，与郁李之滑利，导去湿热之邪，取同气相感之理也。惊悸梦惕，魂不藏肝，枣仁酸先入肝，而能安魂。为虑酸能敛邪，故制以姜汁之辛。辛散为阳，酸敛为阴，一辛一酸，二味相和，得一阴一阳阖辟之道。阴阳阖辟而肝之血气以和，则魂安邪去，无惊惕之患。药虽平淡无奇，制法极臻妙理，然亦不过示人规矩，要须随证变化。予却不虑其留滞，防其太温。盖相火寄于肝胆，姜汁枣仁，性皆温热，故当临证审察，或宜佐凉肝耳。
或问王叔和撰《伤寒例》，中云冬伤寒邪，藏于肌肤等语，后世多非之。如慈溪柯韵伯之超卓，亦谓叔和之谬，而子独宗其说何也？
答曰：《伤寒例》，不合仲景之旨，故谓其非。若邪藏肌肤一语，原本《内经》，非叔和臆说。况柯氏虽多卓识，而有发明，惟此论亦矛盾而不当。即如其论云：以其人肾阳有余，好行淫欲，不避寒冷。尔时虽外伤于寒，而阳气足御，但知身着寒，而不为寒所病。然表寒虽不得内侵，而虚阳亦不得外散，仍下陷入阴中。故身不知热，而亦不发热。冬时收藏之令，阳不遽发。若寒日少而蓄热浅。则阳火应春气而病温；寒日多而郁热深，则阳火应夏气而病暑。此阴消阳炽，从内而达外也。按此一节，既言外伤于寒，又云但知身着寒，而不为寒所病。夫身知着寒，则寒邪已伏藏肌肤矣，因其不发，故不觉也。
又曰：叔和不知此义，谓寒毒藏于肌肤。夫寒伤于表，得热则散，何以能藏；设无热以御之，必深入脏腑，何以止藏肌肤；且能藏者不能变，何以时换而变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伤，而但咎其时之外伤；只知伤寒之因，不究热伤其本；妄拟寒毒之能变热，不知内陷之阳邪发现也。按此一节，言寒邪不能伏藏，藏则不能变热，其热为内陷之阳邪发现。试问寒为阴邪，阴邪凝敛，且不能伏藏，则内陷之阳邪，又何以能藏，而至春夏发现，岂非自相矛盾乎？正为其人肾阳有余，或寒邪不重，故不深入脏腑，而伏藏肌肤。夫冬寒春暖，天地之气随时而变，所感之寒亦天地之气，岂反不随时令而变温热乎？乃言藏则不能变，何不思之甚耶！
又曰：于此见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孤阳无附，而发为温病也。按此一节，引《调神论》所云逆冬气者，即冬不藏精之义。与冬伤寒，春病温者，有内伤外感之殊。余于六气论后答问中，已详其义，请更观之。若冬不藏精而病温者，本篇提纲中，亦经叙明也。柯氏之意，谓止有内伤之温病，而无伏邪之温病，似欠体会《经》旨。如止本气自伤，何以仲圣亦言伏气之病。以意候之，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此伏者究为何气？岂本身之气，又有所谓伏者乎？由是益可见《经》言冬伤寒、春伤风等，论四时伤邪，过时发病，与《调神论》所言逆冬气，则伤肾，逆春气，则伤肝等，岂非有外感内伤之异哉？自不可因《伤寒例》之非，并不察其是处概非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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