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是更大的州,刘备入蜀前，刘璋治下的益州究竟有多富
卧龙凤雏眼中的肥肉
汉末北方混战多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一度远离战火，因而经济形势相对较好。其中，益州的富庶又为人所共知。刘备的三位谋士诸葛亮、庞统和法正，皆从战略的角度，令刘备觊觎益州的财富。
首先来看诸葛亮。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明确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天府亦即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此词最早见于《战国策》苏秦说秦惠王，所谓沃野千里与天府，本来是说富庶的关中平原。而将天府首用于蜀中者，盖即诸葛亮。可见在诸葛亮眼中，夺取益州，除了险塞的地利以外，更重要的是益州富庶的经济条件。
诸葛亮在规划荆益之时，荆州尚在刘表手中。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后汉书·刘表传》）荆州相对安定，加之刘备英雄尚无用武处，因而对刘备来说，益州虽富，此时却未必诱人。
在卧龙凤雏眼中，益州是一块富得流油的肥肉（老版《三国演义》剧照）
待赤壁战后，刘备自领荆州牧，又向孙权求督荆州。然荆州经历战火，荒废残破，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考虑，益州都成为刘备眼中的一块肥肉。恰在此时，庞统为刘备精细规划了夺取益州之事。庞统认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藉以定大事。（《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简而言之，益州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续汉志·郡国志五》所载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户籍人口显示，益州确有134万户，（个别数据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之一卷修正）如果庞统所言户口百万是指户的话，那么可能并非夸张。（不过亦有主张此处户口指的是口者，如高 *** 编《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而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的描述，则无疑与诸葛亮的天府之土异曲同工。
除了荆州的一龙一凤，益州刘璋属下的法正也持此论。张松、法正合谋，使刘璋邀请刘备入蜀抵御张鲁，暗中却准备迎刘备入蜀取代刘璋。法正见刘备时，也说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三国志·蜀书·法正传》）由此可见，凭益州的财富而成王霸之业，已经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
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正式起兵入蜀，与刘璋在涪城大会百余日。这次，刘备真正见识了天府之土的真实实力。
时刘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三国志·蜀书·刘璋传》）派头十足；且出手非常阔绰，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吴书》）又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恐怕自从反曹失败、离开徐州后，刘备久无缘享此待遇。
刘璋不会想到，自己的高调炫富，只会进一步 *** 刘备夺取益州的野心。建安十七年（212年），亦即入蜀次年，刘备便起兵南向。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将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刘备实施坚壁清野，再依靠益州雄厚的物质基础拖垮刘备。然而刘璋不愿动民以避敌，遂对郑度黜而不用。
刘璋的益州州府的确很富裕（《新三国》剧照）
两年后，刘备进围益州之治成都。当时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只是由于刘璋宅心仁厚，不愿因为坚守而伤民，故才出城纳款。否则以成都的财力，刘备恐要再吃些苦头才能将成都攻克。
刘备赏赐四大功臣，花了2.2亿刘璋的益州州府究竟有多富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窥探。
刘备定蜀后，对属下进行了大规模封赏。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我们不妨来计算一下，刘备这一笔赏赐的花费。
东汉金银比价大约在1:3或1:5，我们取1:5。1000斤白银，大概相当于200斤黄金，与500斤黄金加在一起，折算下来是700斤黄金。东汉前期1斤黄金大概价值6000到1万钱，我们保守取6000钱。700斤黄金，至少也要价值420万钱（实际等值铜币数量只会更高）。
东汉后期，一匹丝织品的价格在四五百钱，我们取500钱，1000匹就是50万钱。（以上金、银、钱价比，见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P2－3，丝织品价格参见该书P78－82）
刘备这笔赏赐，算得上是倾囊相赏了（《新三国》剧照）
这样综合算下来，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5000万钱、1000匹锦，总共价值5470万钱。同等赏赐共颁赐给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四人，总共就是近2.2亿钱，这还只是四大功臣，尚不包括分赐将士颁赐各有差的部分。
当然，这些只是估值，考虑到战乱、物价变动等，这个数字必然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刘璋的益州州府，确实如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所说，财力雄厚。
益州曾是东汉的新兴经济区汉末的益州为何会如此殷富呢？
首先，在东汉时期，益州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益州，尤其是其核心区蜀地，是新兴的经济区。古代常以人口作为衡量经济情况的指标，我们以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人口数据为例。（本《续汉志·郡国志》，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之一卷P494－499修正数据）
先看户数。益州以134万余户，名列天下诸州第二，仅次于荆州；其中蜀地五郡（蜀郡、广汉、犍为、蜀郡属国、广汉属国）近73万户，位列荆、益、豫、扬、冀、兖六州之后，属于中等州水平，甚至超过了青州、司隶、徐州等北方人口大州。而巴郡和蜀郡，在诸郡户数排名中，名列第四、五。
再看口数。益州以558万余人名列诸州第四；其中蜀地五郡295万余人，亦在八州之后，仍是中等州水平。蜀郡以135万人为天下第六的人口大郡。
以县均人口计，蜀郡11县，平均每县12万余人，在全国排名第三。
东汉中后期的益州北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人口还在继续迅速增长。如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称该郡有近47万户，187万余口。（《华阳国志·巴志》）而14年前，《郡国志》记载的巴郡人口还是31万余户，不到109万口。短短的14年间，巴郡人口数增加了72.7%。如果仅仅出于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益州经济的增长吸引了移民的到来，而移民的到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当然，益州也存在地广人稀的问题。以蜀郡为例，人口密度为41.66人/平方公里。与北方陈国、齐国这样动辄在一二百人的郡国相比，蜀郡还是一个新兴的地区。
不管怎么说，在东汉中期，以蜀郡为核心的益州（尤其是益州北部的蜀、汉、巴地区），其经济发展相当出色，而且潜力十足。这为汉末二牧时代的益州，提供了极好的物质基础。
刘璋父子的蜀五铢钱除了基础，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的统治，相对安定宽松，这为益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蜀中的货币流通情况来窥见一斑。
东汉建国伊始，光武帝刘秀便铸造五铢钱，此种五铢重3－4克，人称建武五铢。后来汉朝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新铸五铢钱也越来越轻。到汉桓帝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剪凿钱，也就是将完整的五铢钱凿去外郭，这样内圈、外郭各自作为一枚钱币使用。这种剪凿钱一般重1克，说明当时新铸五铢钱的购买力也就是1－2克左右，这与东汉初相比已经贬值三四倍。（东汉后期五铢钱样，可参见《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
汉灵帝曾试图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发行过一种四出五铢。四出五铢重2.7－4.6克间，外郭俱在，铸造精良，是一种相对足值的五铢钱。但是，日益动荡和腐败的政治环境，使这种努力成为徒劳。特别是在中平六年（189年）雒阳接连发生变乱，直至董卓挟持汉廷西迁长安，改铸0.5克的劣质小钱后，东汉的经济体系彻底瓦解。
刘焉刘璋父子铸行的蜀五铢
就在北方一片焦土之时，刘焉、刘璋父子先后统治的益州，却是另一番景象。大约从刘焉晚年开始，益州开始铸造发行一种小五铢钱，后世称为蜀五铢。此类钱币铸工精整，一般重量亦在2.1－3.7克左右，尤以2.5－2.8克者居多。相比于建武五铢和四出五铢，蜀五铢还是存在轻微的贬值；但已经比汉末减重的五铢钱优质很多，特别与是同时期北方的董卓小钱相比，这种蜀五铢简直是难得的良币。蜀五铢堪称稳定，但总的来说似乎也略见贬值的趋势，比如湖北鄂州武昌城护城壕就曾出土过1.84克的蜀五铢。（见江建等《六朝武昌城护城壕出土钱币及相关问题探讨》）
太平盛世表面下的暗流涌动当然，人口也好，蜀五铢也罢，只能说明益州富庶，但还不足以解释益州州府为何如此富有。
东汉以来，豪强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对民间控制力持续削弱。如此一来，好处是民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较之以前更充满活力；而消极的一面也很明显，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有限，财政收入亦有限，对于国家层面的宏观行为多所不利。在古代帝制社会，国富不一定民富；同理，民富也不一定国富。
比照东汉社会，蜀中富庶，并不意味着益州州府富庶。因而，刘焉入蜀，欲加强州府权力，必然要对益州民间财富动手。由此，也便产生了刘焉父子代表的州府，依靠东州人打压益州人的事情发生。刘焉曾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与此同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益州州府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刘璋接掌益州后，因性宽柔，无威略，导致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最终激起益州人赵韪叛乱，赖东州人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才将赵韪镇压下去。（《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这是自刘焉入蜀至蜀汉灭亡，七十余年间，益州豪强更大规模的叛乱。
此间兵戈相向，必伴随着经济资源的争夺。这其中既有东州人对益州人的侵夺，亦有州府借东州人之手对益州人的侵夺。益州州府的财富积累，大抵在刘焉时期和刘璋初期完成。
刘焉入蜀后，益州出现了新的统治秩序（《三国志》游戏中的刘焉）
随着贾龙、赵韪的败亡，益州豪强的势力大为折损。州府、东州人同益州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刘璋性格宽柔，既无争霸天下的野心，也无大兴土木的骄奢淫逸。如此，刘璋便既没有操作州府机器，继续向益州豪强汲取资源的能力（即所谓政令多阙）；也没有搜刮财富的动机。观日后刘备围攻成都，刘璋投降前夕所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刘璋本人虽然能力有限，但确实是一个厚道人。
一个厚道人统治下的益州州府，放缓了资源汲取，这样与益州人的矛盾自然有所缓和；而东州人无法通过益州州府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们一直在侵暴旧民），自然与州府的矛盾逐步升温。
于是，在益州内，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益州人作为益州州府打压的对象，对刘璋表示出更大的容忍；而东州人作为益州州府依靠的核心力量，却准备抛弃刘璋。既然如此，益州表面上的太平稳定，就无法掩盖住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打破宁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蜀五铢的减重，估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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